第37章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
关。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无异于投枪和匕首,旗帜和炸弹,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,其光辉不可磨灭……这些经验当然不应该被后人忽视。 且慢,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——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?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。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。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,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。中央高层提出今后不再提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的口号,正是总结了“文革”的教训,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,还有广阔的天地。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,着力于“纵情山水”的兴趣,“独善其身”的追求,还有对情致、气韵以及独特“妙语”的艺术探索,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、蒋光慈的政治,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。描绘自然,介绍风俗,陶冶性情,娱悦身心,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,这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,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务。 作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——这个命题似不必怀疑。孟文浩荡,庄文奇诡,荀文严谨,韩文峻峭……古人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。鲁迅、沈从文、老舍、张爱玲、废名等人的作品,即便遮去了署名,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。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现,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。今天写得“土”,明天又写得“洋”;今天来点京味体,明天又来点“傅雷体”,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,东一头西一棒子,这样的作者岂不是自乱阵脚,失去了自己稳定的思想见解和专深的艺术追求?…… 等一等,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——这个命题难道